第廿一课　诚静怡、穆德、朋霍费尔

 

一、诚静怡（1881-1939）

1. 时代背景：19世纪西方不同宗派的宣教士都来到中国宣教建立教会，例如美国长老会、英国圣公会、瑞典浸信会等等。

2. 1910年，世界宣教大会在苏格兰爱丁堡召开，当时年仅29岁、穿着长衫马褂的诚静怡代表中国教会出席。在那个白人主导的年代，他站上讲台，发表了仅仅7分钟的演讲。

3. 他直言不讳地指出：“宗派主义是宣教的最大阻碍。”他呼吁外国差会不要再把西方的宗派争执移植到中国，而是要建立一个合一的、属于中国人的教会。这场演讲让他一举成名，也种下了后来“自治、自养、自传”（三自原则）的种子。回国后，诚静怡积极推动跨宗派的合作，担任了“中华续行委办会”的总干事。

4. 在1922年他主持出版了一部巨着—《中华归主》（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）。这部书原本是一份详尽的社会调查，旨在帮助教会了解中国各地的需求。

5. 然而，“Occupation”这个词在英文里既是“居住”，也有“占领”的意思。在当时民族主义高涨的民国时期，这个标题触动了无数知识分子的敏感神经。他们质疑外国教会为什么要“占领”中国，引发了“非基督教运动”。

6. 这对诚静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，但也让他更坚定地认为：教会必须本土化，否则永远会被视为“洋教”。所以随后他和他的伙伴，也一起努力推动合一的作品，在1936年出版了《普天颂赞》、《普天崇拜》。

7. 诚静怡促成了“中华基督教会”（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, CCC）的成立。他希望这能成为一个打破宗派墙垣的“联合教会”。不过他遇到巨大的阻力，因为每个宗派的架构不一样，有的要主教，有的要长老，有的要会众投票。最终加入这个大联盟的，主要是长老宗（Presbyterian）背景的群体。

8. 诚静怡相信，在这种民族危亡的时刻，一个合一、强大、受国家认可的教会，才能保护信徒、服事社会。然而，这种追求“组织合一”和“社会参与”的路线，遭到了王明道等保守派领袖的严厉批评。他们认为诚静怡推动的“协进会”过于强调社会责任，而淡化了核心教条（如重生、救赎），因此给他们扣上了“不信派”（自由派）的帽子。

9. 当时建立的“自传、自养、自理”框架，以及跨宗派合作的模式，就是后来 1950 年代“三自教会”的组织雏形。

10.. 诚静怡在1939年因心脏病突发，在上海去世。

11.. 反思

宗派分割到底是好是坏？支持分裂的人认为，宗派让我们能发挥不同的特色，这叫“多元化”，能接触不同层次的人。支持合一的人认为，诚静怡是对的，在非信徒眼里，教会的分裂就是软弱和内斗；合一才能集中资源，在灾难面前发挥更大的影响力。你又有何看法呢？

 

二、穆德（John R. Mott，1865-1955）

1. 穆德被誉为二十世纪基督教界最伟大的“外交家”与“建筑师”，一生都在搭建宗派之间的桥梁、国家之间的桥梁，甚至是信仰与世界和平之间的桥梁，是极少数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基督教领袖。

2. 1865年，穆德出生于美国纽约州。他在康乃尔大学求学期间，深受当时方兴未艾的学生属灵运动影响。他们的口号是：“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天下！”（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）。

3. 穆德首先投身于学生志愿运动，随后成为YMCA（基督教青年会）的领袖。当时的YMCA是一个“非宗派”的群体，大家放下教义的争论，为了青年的德智体群而努力。穆德在YMCA的服事中，看见的是“整块禾场”，而不仅仅是“自己的堂会”。

4. 1910年在苏格兰的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（编注：即是诚静怡也有出席的大会），来自全球1,200多位宣教领袖聚集一堂。穆德正是这场大会的主席，他站在讲台上，用他那种冷静、理性却充满权威的声音，挑战在场的所有人：“宣教最大的障碍，不是异教的顽固，而是我们内部的分裂。”

5. 这场大会被公认为现代“普世合一运动”（Ecumenical Movement）的起点。穆德让大家意识到，虽然各宗派在洗礼的形式、在教会的管理上有所不同，但在“使万民作主门徒”的使命上，必须是合一的。

6.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穆德利用YMCA的网络，在交战各国之间开展战俘营的救援工作。他不分国籍，只看见受苦的灵魂。他的这种国际视野和无私精神，让他赢得了各国元首的尊重。1946年，为了表彰他在两次大战期间在人道主义工作，以及他为促进宗教间理解与和平所做的贡献，瑞典科学院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。

7. 穆德作为合一推动者，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批评。在1948年创办世界教会协会（WCC，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）的过程中，穆德主张放宽一些教义上的严格规条，以便让更多不同背景的教会（包括东正教等）加入对话。这引起了保守派教会的强烈批评，认为穆德是在“稀释真理”，认为普世合一运动正在走向一种“神学自由主义”，甚至担心这会导致信仰的世俗化。

a. 保守派的担忧—如果我们为了合一而不再强调基督的唯一性，那福音还剩什么？

b. 穆德的坚持—如果我们因为细微的教义差异而老死不相往来，我们如何在世人面前见证基督的爱？

8. 反思

穆德给我们的启示，不在于他所有的神学观点是否都完美无瑕，而在于他的那种“大公”（Universal）的情怀。他让我们看见：

a. 宣教需要合一—各自为政的教会，是给世界最坏的见证。

b. 和平是福音的果子—基督徒不仅要传讲灵魂的救赎，更要成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。

c. 合一需要勇气—寻求共识往往比划分界线更需要信心和胸襟。

 

三、朋霍费尔（Dietrich Bonhoeffer，1906-1945）（编注：或译潘霍华）

1. 德国神学家、牧师。

2. 时代背景：1933年1月，希特勒正式上台。当时整个德国陷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集体崇拜，大家觉得这个“领袖”（Führer）是德国的救星。

3. 希特勒上台仅仅两天后，年仅26岁的朋霍费尔就在广播演讲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区分（不过这场演讲还没播完就被强行切断了）：

a. 领袖（Führer）—一个真正的领袖，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力是有边界的，他应该带领人民走向公义与有限。

b. 引诱者（Verführer）—如果一个领袖把自己当成大众膜拜的偶像，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神之上，那他就不再是领袖，而是一个“引诱者”。

4. 当时的德国教会分裂成了两派。

a. “德国基督徒”（Deutsche Christen），他们选择向纳粹效忠，做出了在今天看来荒谬的事：

‧ 删除旧约—因为旧约是犹太人的书，所以他们要“废除”旧约。

‧ 去犹太化—他们成立了“废除教会生活中犹太影响研究所”，把圣诗里所有提到“以色列”、“锡安”的词全部删掉。

‧ 元首崇拜—有人主张，洗礼不再是归入基督，而是要浸入“领袖”的世界观里。

b. 对朋霍费尔来说，这简直是亵渎。他参与发起了“认信教会”（Confessing Church），坚定地宣告：只有耶稣基督是主，希特勒不是。

5. 1939年，战争阴云密布。朋霍费尔的朋友们担心他的安全，安排他第二次赴美（编注：朋霍费尔1930年第一次到美国，然后在1931年返回德国），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神学。但待了不到一个月，朋霍费尔就坐上了回德国的最后一班轮船。他在给好友尼布尔的信中写道：“如果我不亲身参与我的人民所受的考验，我将没有权利参与战后教会生活的重建。”

6. 回到德国后，朋霍费尔表面上在国防部军事情报局（Abwehr）工作，实则是一名双面间谍。他利用出国“考察”的机会，秘密为抵抗运动传递消息，甚至参与了策划刺杀希特勒。

7. 朋霍费尔提出了一个比喻：“如果一个疯子开着汽车在闹市横冲直撞，作为牧师，我的责任不只是为死者举行葬礼，不只是安慰受害者，而是要跳上车子，强行夺过他的方向盘。”他认为，面对极端的不公义，“沉默”本身就是一种罪。为了制止更大的杀戮，他愿意承担“杀人”的罪责，并仰望神的审判与怜悯。这就是他所谓的“负责任的行动”。

8. 1943年，朋霍费尔被捕入狱。在狱中的两年里，他写下了着名的《狱中信简》。1945年4月9日，在希特勒自杀前三周，朋霍费尔在弗洛森堡集中营被处以绞刑。他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这就是终点；但对我而言，却是生命的开始。”

9. 反思

我们绝对不需要每个人都去当间谍或刺客，但今天我们如果在这样的处境，我们会如何回应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