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课　卜维廉、克罗斯比、戴德生

 

一、卜维廉（William Booth，1829-1912）

1. 救世军（The Salvation Army）的创始人。生于英国诺丁汉，原是循道会的牧师。

2. 当时的教会体制像一道厚重的围墙，教友们希望卜维廉安守本分，在舒适的礼拜堂里牧养那些穿着整齐的会众，但他渴望去到最黑暗、最肮脏的贫民窟布道。卜维廉看着窗外的街道，看着那些酗酒者、妓女和无家可归的人，他对妻子说：“这些才是我要找的人。”

3. 在1861年的一次年会上，当教会再次要求他放弃街头布道而回到常规牧职时，卜维廉选择了辞职，走向伦敦最臭名昭着的东区。

4. 1865年，卜维廉成立了“东伦敦基督徒布道团”。在1878年的一个深夜，当他在修改一份报告时，他将原本写着的“这是一支志愿军”改成了“这是一支救世军”。

5. 救世军的特色，让当时的主流教会难以理解：

a. 半军事化的编制—这里没有“主任牧师”，只有“大将”（General）；没有“传道人”，只有“军官”（Officers）；没有“教友”，只有“士兵”（Soldiers）。

b. 视觉与仪式的革命—救世军的聚会点没有传统的十字架，取而代之的是鲜艳的“军旗”。信徒们穿着笔挺的“制服”，宣读“军令”，并进行庄严的“宣誓”。

c. 取消圣礼—为了让那些酗酒者不至于因为酒精而对洗礼和圣餐产生误解或诱惑，卜维廉甚至取消了传统的洗礼和圣餐仪式。他认为，真正的洗礼是圣灵的洗，真正的圣餐是每天与主的团契。

6. 救世军纪律严明的架构，让他们能以极高的效率在贫民窟展开行动。然而这种特立独行的风格，却引来了巨大的反对浪潮。救世军在当时不仅被主流教会批评为“异端”或“宗教狂热”，更遭受暴力对待。

7. 最着名的是“骨头军”（Skeleton Army）。这是一群由酒商、妓院老板和地痞组成的流氓集团。他们反对救世军，因为救世军把他们的客人带走了。“骨头军”冲进救世军的聚会，扔石头、泼脏水，甚至殴打救世军的士兵。救世军的军旗经常被血迹染红。

8. 卜维廉回应“如果我们被攻击，那是因为我们触动了魔鬼的巢穴。”他这份勇气，感染了无数基层群众。人们看见这些穿着制服的人，即便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依然在那里吹号、打鼓、传讲耶稣的爱。

9. 他有一句名言：“你不能对一个肚子空空的人讲耶稣，因为他听不见。” 他提出了着名的“3S”哲学：

a. Soup（面包/汤）—先填饱他们的肚子。

b. Soap（肥皂）—让他们恢复人的尊严，洗净身体。

c. Salvation（拯救）—最后带领他们认识神。

10.. 救世军不仅是传福音，还开办救济院、寻人处、廉价旅馆，甚至是工厂。这种关怀弱势群体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。无论是长者中心、学校还是二手商店，其核心都是在传达：神的爱，是摸得到、吃得着的。

11.. 反思

在今天这个强调“个人自由”、“轻松信仰”的时代，救世军的“军服”与“军职”提醒我们：信仰是一场战争。我们是否真的如保罗所说，“穿戴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”？我们是否有像士兵一样的顺服？团结？我们是否有随时准备好为福音牺牲？愿卜维廉那句震撼心灵的话，今天也敲打在我们的心门上： “当还有灵魂在黑暗中，我必战斗；当还有人饥饿流离，我必战斗；当还有一个失丧者，我必战斗到最后！”

 

二、克罗斯比（Fanny Crosby，1820-1915）

1. 出生不到六周时，克罗斯比因为医疗疏忽导致双目失明。然而她一生写了超过 8,000 首圣诗，被誉为“圣诗皇后”。

2. 在克罗斯比之前，教会唱的歌大多是非常严肃、神学沉重的。那时候的圣诗创作者通常是像以撒华滋（Isaac Watts）或查尔斯卫斯理（Charles Wesley）这样的神学家或牧师。

3. 到了19世纪，教会音乐创作重心从职业牧师转移到了像芬尼这样的平信徒身上。在那个女性在讲台上仍受限制的环境，克罗斯比开创了一个女性可以引导信徒情感的新时代。她的作品不是讨论复杂的预定论或末世论，而是“有福的确据，耶稣属我！”。这是一种极其个人化、充满情感的信仰经验。

4. 当时的“福音诗歌”创造了一种影响至今的音乐格式：

a. 副歌（Chorus）—以前的诗歌是一唱到底，但克罗斯比的歌一定有容易上口的副歌。这让那些不识字、没受过音乐训练的工人和农民，听一遍就能跟着唱。

b. 节奏轻快—这些歌不再是沉闷的慢板，而是带有民谣风、甚至有点像军乐的律动。

c. 容易上口—简单的旋律加上重复的歌词容易上口、进入记忆。

5. 克罗斯比也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自觉的行动主义者。她是第一位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女性，目的是争取盲人教育的经费。她用自己的成就证明，残疾人士不应是被施舍的对象，而是可以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。她对纽约市的移民和城市贫民有着极大的负担，长期支持“城市营救任务”（Urban Rescue Missions），经常出入那些脏乱危险的地区和贫民窟，安慰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。

6. 反思

克罗斯比的歌能影响社会，是因为她用的是群众的语言。我们今天的诗歌有时过于“圈内化”，只有基督徒才懂的术语；有时陷入了某种固定的模式，失去引领时代文化的能力。

她留给我们的遗产是：信仰不应该被关在教堂的高墙内，而是能转化成最动人的旋律，让街上的路人也想跟着哼唱；又能转化成对弱势群体的行动，让看不见光的人感受到温暖。

 

三、戴德生（James Hudson Taylor，1832-1905）

1. 时代背景：19世纪中叶，当大英帝国的鸦片与军舰强行撞开中国的大门时，西方的宣教士也随之而来。当时绝大多数的宣教士都停留在条约规定的沿海五口通商城市（编注：《南京条约》签订后，开放上海、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为通商口岸）。对于广大的中国内地，那是被视为“不可逾越”的禁区。

2. 戴德生生于英国约克郡，17岁信主，随即感受到神对中国那种强烈得近乎“燃烧”的呼召。

3. 当时的外国人看中国，是一个落后的、战乱的、充满鸦片的东方帝国。但戴德生看中国，是“每个月有一百万人走进地狱”的灵魂荒野。他打破了“沿海宣教”的舒适圈，开创了“内地会”（China Inland Mission）的模式。他告诉世人，福音不应仅仅停留在海岸线，而应像江河一样渗透进每一寸干涸的土地。

4. 戴德生脱下挺括的西装，穿上丝绸长袍；他剃掉了头发，留起清朝人的长辫子。在当时的西方宣教士圈子里，这种行为被视为“自降身价”，甚至有人嘲笑他变成了“怪物”。但戴德生却意识到，中国不像那些当时被视为“原始”的宣教地区，中国拥有厚重、悠久且自傲的文化。

5. “我们不能穿着英国的制服去征服中国，”、“我们要成为中国人，好赢得中国人。”戴德生明白，如果福音要在那片土地扎根，它就不能被看作是“外国人的宗教”。这种对文化的尊重，至今仍是宣教士最宝贵的功课。

6. 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，在历史上被称为“信心差会”（Faith Mission）的鼻祖。传统的差会有稳定的教会支持和固定的募款手段，但戴德生规定内地会的宣教士不准向人索取奉献、不准在聚会中传递奉献袋。他们只把需要告诉神，并单单仰望神的供应。又针对当时英国教会的宗派之争，戴德生刻意规定内地会是“跨宗派”。

7. 戴德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领导者。他呼吁“一千名宣教士来华”，吸引了当时英国社会最出色的人才，例如“剑桥七杰”。这七位青年有的是贵族之后，有的是板球健将，有的是军官，他们放弃了英国优渥的前程，跟随戴德生来到了遥远且危险的中国。

8. 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（Boxer Rebellion）中，内地会失去了58名宣教士和21名宣教士子女。当戴德生在瑞士疗养时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几乎心碎神伤。但是他拒绝接受清政府的任何赔偿，他说：“我们是为了爱而来的，生命既然已经献给了中国，我们就不能再拿中国人的钱。”

9. 到今天，戴德生的家族已经有五代人在大中华地区宣教或事奉。从戴德生，到戴存仁，到戴永冕，到戴绍曾（James Hudson Taylor III），再到今天的戴继宗（James Hudson Taylor IV）。（编注：戴继宗现时（2026）为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及中华福音神学研究学院校长）

10.. 戴德生曾说：“假使我有千磅英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假使我有千条性命，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”戴家五代人，见证了中国从清朝到民国，再到改革开放的巨变，他们始终守在那里。

11.. 反思

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有没有哪一块“内地”，是我们一直不敢踏入的？是那个充满敌意的职场环境？是那个已经破裂、拒绝福音的家庭关系？还是我们内心深处那块一直被隐藏、不愿被真理照亮的角落？